“诸子”之学是国学之重要一块。“诸子”，又称“诸子百家”，最早出自战国时庄子与荀子的著述中。《庄子•天下》云：“百家之学，时或称而道之。”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，《诸子集成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216页。《荀子•解蔽》云：“今诸侯异政，百家异说，则必或是或非，或治或乱。”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，《诸子集成》，第258页。汉代司马谈《论六家要指》首列儒、道、墨、法、名、阴阳为先秦诸子六家。东汉班固继承刘向、刘歆父子之《别录》、《七略》，撰《汉书•艺文志》，又把诸子增至“九流十家”。由此，后世所指“诸子”，多沿袭汉志之称谓。而所谓“诸子学”，则指注释、整理、研究“诸子”之学问。
魏晋南北朝，“诸子”范围有所分合与增删。但这一时代之目录著作，所指“诸子”，基本仍承汉志之说。例如，荀勖《新簿》乙部著录古诸子家、近世诸子家、兵书、兵家、数术的图书；王俭《七志》分经典志、诸子志、文翰志、军书志、阴阳志、术艺志、图谱志；阮孝绪《七录》有经典录、纪传录、子兵录、文集录、技术录、佛录及道录。它们在“诸子”范围界定上与汉志无多大区别。
“诸子”范围发生较大变化是在隋代以后，其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。《隋书•经籍志》首开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图籍分类法，并把汉志之《诸子略》、《兵书略》、《数术略》、《方技略》合并为子部：“合而叙之，为十四种，谓之子部。”魏徵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1051页。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、《宋史•艺文志》之子部均有十七类，而且各类目基本相同。如《新唐书•艺文志》之丙部子录除著录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、阴阳五行外，还把天文、历算、兵书、杂艺术、类书、明堂经脉、医术列入其中。
隋唐至明清，不论史志目录、官修目录，还是私家目录，“诸子”的范围都比汉魏时的“诸子”范围大很多。如《明史•艺文志》子部共有十二类；《四库全书》和《清史稿•艺文志》子部均有十四类，其立目完全相同；《崇文总目》子部有十六类；《通志•艺文略》子部有十一类；《郡斋读书志》子部有十六类；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子部有二十类。而子部类目最多者，要数明代高儒《百川书志》，其子志著录有儒家、道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兵家、小说家、德行家、崇正家、政教家、隐家、格物家、翰墨家、农家、医家、卫生术、房中术、卜筮家、历数家、五行家、阴阳家、占梦术、刑法家、神仙家、佛家、杂艺术、子抄、类书共三十类图书。
由上可知，“诸子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。广义之“诸子”除了汉志所指“诸子”之外，还包括医药、术数、方技、房中术、卜筮、历法、占梦、神仙、佛家、杂艺术等。狭义之“诸子”，则基本指汉志和魏晋目录书所称之“诸子”。
然而，“诸子”及“诸子之学”并未随着清朝的覆亡而终结，而是代有兴发，不绝如缕。近现代，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，在民族艰危的环境里，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中，涌现了大批思想学术先驱，如魏源、龚自珍、梁启超、康有为、王国维、章太炎、刘师培、鲁迅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蔡元培、林语堂、严复、黄侃、熊十力、陈寅恪、郭沫若、钱穆、冯友兰、徐复观、梁漱溟、陈鼓应等。他们忧国忧民，怀思抱术，奔走呼号，著书立说，在思想学术上开一代新风，形成了“近现代诸子”。
是故，所谓“诸子”，从历史形态看，可以分为“传统诸子”与“近现代诸子”；从学术形态看，可以分为“狭义诸子”和“广义诸子”。“传统诸子”又分两类：一是先秦至汉魏的“狭义诸子”，二是隋唐至明清的“广义诸子”。“近现代诸子”既是对传统诸子的继承与发展，又在学术形态上有极大的改变，是“诸子学”发展到近现代的转型。我们很难用传统的诸子类目来划分近现代诸子的流派，尽管近现代诸子中有“新儒家”、“新道家”、“新法家”之学术，但近现代诸子已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的“诸子”，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近现代诸子能够融汇中西，在当今世界的“春秋战国”时代，其思想、学术视野真正具有“全球性”。所以，“近现代诸子”是更加广泛意义的“诸子”，亦可称为“新诸子”。
可见，一代有一代的思想学术，一代有一代的界定标准。诸子之学，前后相继，而又代有创新，故“诸子”之含义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。《文心雕龙•诸子》云：“自六国以前，去圣未远，故能越世高谈，自开户牖。两汉以后，体势浸弱，虽明乎坦途，而类多依采，此远近之渐变也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上海启智书局1934年版，第64页。我们既不可以先秦汉魏之“诸子”来衡量隋唐以后之“诸子”，亦不可以隋唐以后之“诸子”来涵盖所有时代之诸子。故以笔者之陋见，界定“诸子”之范围，当遵循以下原则：其一，大凡诸子，皆关注宇宙、社会、政治、民生、道德等，并从“道”的高度来审视之，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各有不同。正如《文心雕龙•诸子》云：“诸子者，入道见志之书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第62页。其二，大凡诸子，其旨在于学术创继与思想阐发，不在逞才使情与雕章琢句。萧统《文选序》云：“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。”李善《六臣注文选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3页。其三，大凡诸子，皆以整体眼光看世界，多论及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，故有“蔓延杂说”之特征。对此，刘勰《文心雕龙•诸子》有精辟见解，云：“若夫陆贾《新语》，贾谊《新书》，扬雄《法言》，刘向《说苑》，王符《潜夫》，崔幂、一、寔《政论》，仲长《昌言》，杜夷《幽求》，或叙经典，或明政术，虽标论名，归乎诸子。何者？博明万事为子，适辨一理为论，彼皆蔓延杂说，故入诸子之流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，第63页。刘勰之所以把上述诸书归入“诸子”，就是因为虽“适辨一理”，但“皆蔓延杂说”。
基于以上，儒家经学之部分典籍实际上亦应归于诸子范畴。先秦之时，儒家书非经书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本非孔子所作，但经孔子整理过，并以之教授弟子，故于汉武帝时列为官学，成为“儒家经学”。东汉以降，儒家之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亦归入“六艺”或经部，上升为“经”。至宋代，《孟子》亦抽离子书，入于经书。何谓“经”？《隋书•经籍志》云：“夫经籍也者，机神之妙旨，圣哲之能事，所以经天地，纬阴阳，正纪纲，弘道德，显人足以利物，藏用足以独善，学之者将殖焉，不学者将落焉。大业崇之，则成钦明之德；匹夫克念，则有王公之重。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，流显号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何莫由乎斯道？故曰：‘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’”魏徵《隋书》，中华书局1973年版，第903页。由此可知，所谓“经”，就是统治者认为具有经纬天地、燮理阴阳、治国安邦、严明纲纪、弘扬道德、成就功名、教化万民、移易风俗之价值的典籍。在所有图籍之中，地位最高；在思想教化当中，价值最大，是统治阶级用以统一思想学术的最重要的书籍。今日编纂子书，若仍把儒家之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等奉为“经书”，则有食古不化之嫌。我们应以今日之学术思维审观古代之学术，以发展变化之眼光对待中华传世之典籍。是故，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诸经典，当恢复其“子学”的本来面目。
综上所述，隋唐以后之目录著作所载录之方技、术数、卜筮、历数等“诸子”，多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，并非思想意义上的“诸子”；有些类目从名称看，虽属思想意义范畴，但其立目并无学派依据，如德行家、崇正家、政教家、隐家、格物家等，亦不足以称“诸子”。所以，“诸子”范围之界定当以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之“诸子略”为基本依据，而删去小说家，增加兵家。具体说，诸子包括儒家、道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家、阴阳家、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兵家，共计十家。
（作者单位：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）